管 宁｜现代化新图景中的中华文化智慧——文化旨趣视域下的现代文明构建
管宁，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访问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离不开中华古代文明智慧的当代运用与创新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得益于中华文化智慧的滋养，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实现了现代转型，而且创造了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现代化的新境域，成为世界现代化图景中的独特景象。中华文明拥有独特的文化旨趣，深入探究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文化智慧与思维方式，有利于在更深层面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精华。中国古代文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推崇优雅精致的生活情调、崇尚生命体验的审美情趣、珍视亲情人伦的人际情味等独特文化旨趣，构成中华文明的精神表征，并内在地影响着文明的物质表征和制度形态。面对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需要不断传承运用中华文化独特智慧与思维方式，有机融入、创新转化体现中华文化内在精神与特征的文化旨趣，从而塑造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实现现代化从“他者”到“本我”的转换，使华夏文脉绵延不息、中华文明之光永续照耀。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离不开中华古代文明智慧的当代运用与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充分发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今天所具有的伟大智慧，也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积累的伟大智慧。”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现代化曲折进程中，中华文化智慧已经发挥并将继续绽放智慧光芒与生命活力。在世界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特征，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既有后发外生性，又有自主内生性；既有吸收借鉴，又有独立自创。而这一切都源自中国式现代化拥有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政治理念、道路选择、制度设计、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并在与世界现代化图景的互动互融中，逐步走向自我塑造与自主发展，走向话语独立与模式构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和现代化新图景中，发掘中华文化智慧、传承运用文化旨趣，可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精神支撑，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传统文化：从转型到当代境域
从文化转型角度考察传统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之后所达到的时代境域，有助于从总体上弄清楚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我们传承运用了中华文明哪些思想智慧、形成了怎样的特色，并达到怎样的文明水平。由工业革命推动的全球现代文明的发展，既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也催生了世界现代文化的形成。在世界现代化图景中，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起步阶段必然经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尽管这种转型带有被动性，但在实质上与西方自发现代性国家（如欧洲各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即伴随着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革，经历了历史文化传统的剧烈变迁与文化观念的转变。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因种种历史原因而未能自发走向现代化，并在近代以来经历了从政体朽败、经济落后、文化迷茫到艰辛探索、改革实践、奋力崛起的曲折过程，最终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也实现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革命性转化，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的步伐。这个过程虽然充满曲折，但不同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只有根据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具体化，才是真正实现的……而在中国的国情中，本质地包含着中国文明的基本性质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特征”。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与巨大成就，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中国模式，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崭新创造。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在制度文化层面，从封建制度到人民共和制，在现代化进程的制度性探索中，我们历经曲折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现代特征的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政治理念，也是现代民主政体特征和社会主义民主观的生动呈现，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和时代性的具体表征，凝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之一。从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找到了民主这条新路，到邓小平同志阐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再到习近平同志强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都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始终致力于探索、形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分体现出党对民主的理解及其与现代化之间关系认识的持续深化与不懈探索，为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经验。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在社会理想层面，秉承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逻辑，呼应人民对共同富裕的心理期盼，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以资本和利益为主导、少数人富裕和两极分化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以其初心使命对人民的承诺、对宗旨的践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认知与价值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打下了基础，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政治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共同富裕”概念。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为了共同富裕这个目标指向，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艰辛努力，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断与时俱进、与时相偶，确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共同富裕，并继续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断奋进。
“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生态文明层面，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尊重自然规律、顺应世界绿色发展潮流的道路。虽然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时间不长，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有明确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并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与阐发。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从绿化角度强调植树造林，“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邓小平同志在关注环境保护的同时注重环境治理，并从法治角度开展工作，在其倡议下，1981年《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制定并通过，使植树造林上升为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在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深切关注生态保护问题，面对气候变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等全球生态问题，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并以整体性思维观照生态文明建设，将其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建设联系起来加以整体把握，形成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同志还提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动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新境域。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在人类社会发展层面，中国共产党不仅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创造出现代化模式新图景、新典范，而且以胸怀天下的博大胸襟与人类意识，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从创建理想的人类社会的视野中去认识和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视为自身的追求。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同志从时代主题阐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阐明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习近平同志从世界大同的视野阐发中国的天下胸怀，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就是坚持胸怀天下，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张与倡议，充分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表明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天下胸怀与大国担当。
从现代性视域来看，迄今为止，中国现代化发展成果丰硕，不仅已经成功实现古老文明现代转型，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而且达致现代化的新境域——成功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减贫脱贫成就举世瞩目，共同富裕迈上新台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和平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特色鲜明，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化景象，而且其所奉行的价值理念为世人所称颂。如今，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境域，我们有了更加清晰的文化认知：其一，中华古代文明已实现向现代文明的华丽转身，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千年文脉与智慧精华的传承发展，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烙印着华夏文明鲜明特征与文化机理。其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坚韧品格在现代化曲折历程中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为民族新生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不竭源泉，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历史韧性与砥砺之力，展现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其三，中华文明历经现代性疾风暴雨的洗礼，越发显现出亘古亘新的巨大生命活力，在因应世界各种新挑战过程中，经由对自身从传统到现代一脉相承的价值理念的持续锻造，依然能够与时俱进、与时俱丰；而孕育于斯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增强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坚定地指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构织，不可逆转地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需要我们继续置身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之境，既深入发掘那些被视为经典的宝藏，又悉心探究那些尚未被关注的智慧宝库；既在宏观上把握中华文化智慧大略，也在微观上探究文明基因的智慧密码，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支撑。
文化智慧：精神旨趣历久弥新
中国式现代化所达到的当代境域，标示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已经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得益于中华文化智慧的涵养滋育，更得益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与创新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是模仿重复、故步自封的延续，而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延传。中华文明还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与包容性，但统一性不是封闭、僵化的单向统一，而是开放、包容的融合为一；统一性提供了文明交流互鉴的稳定基础，包容性为统一性注入充沛活力。而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则以和睦、和谐理念促进了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外部发展环境，保障了自身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和合共生。其中蕴含着极为深厚的中华文化智慧与精神旨趣。
现代从传统走来、从历史中孕生。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华古代文明具有独特的精神旨趣，这种旨趣决定了在物质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必然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而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根基就在于先人创造的深厚文化沃土，“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取决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塑造”。
聚焦中华文化旨趣，就是从对传统文化深度塑造层面，理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文化智慧与思维方式，既不断发掘优秀传统文化富矿，又不断发现其中隐藏的智慧密码，并以此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此，我们应将视线从关注古代文化的知识性特质，转向关注古代文化的精神旨趣，即关注古代文化的核心要义与心性智慧——这是在更深层面理解传统文化精华，更好继承传统优质基因，更灵活运用传统智性，从而不断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只有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才能真正实现对传统的继承，真正释放传统的活力，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观念体系、文化话语和修辞系统，始终在古代人类文明中占据重要位置。从农耕文化的历史发展和近现代工业化的进程来看，中华民族的精神旨趣虽然在现代化开启之后曾经几度被边缘化，但其精神内核始终贯穿、潜隐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发展方向。家国情怀、民惟邦本、仁者爱人、中和位育、天人合一等，这些“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智慧源泉与精神支撑。
相形于古代文明的现代文明，是以工业化生产及其相应的社会组织为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观念与表达，具体表现为民主制度、法治社会、现代科技与教育、社会福利体系等，以及相伴而生的城市化、现代化。但现代化又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后现代作为现代的新进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标志，形成不同于现代化早期的诸多特征，如物质丰裕与贫富分化共存、城市发展与乡村凋敝同在、智能时代与治理危机并存、经济发展与生态危机共生、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等。这些都是以不同方式、不同路径进入现代化之后的世界各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思考现代文明未来走向的基本背景。
双重镜鉴，辨证剖释。“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增广贤文》），阐明了国家治理要善于借鉴历史经验的思想。习近平同志不仅深谙个中思想精要，反复强调要牢记历史经验，而且以辩证思维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进行整体把握。他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既关注形成升平之世的治国经验，也看到导致衰败动荡的教训警示的双重鉴照，避免了执于一端、片面偏狭看问题的弊端。古代先贤提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但前人的思想智慧还需要我们深切领悟、亲身践行，方能有助于推动文明发展。我们不仅要发掘先贤智慧，而且要汲取衰乱教训，检视盛衰、正反兼察，方能吐纳精华、酿就良策。民惟邦本作为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理念，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治国大义，顺之则兴，逆之则亡，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在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所施行的治国方略中，这一思想得到充分体现。有感于隋朝因轻视民生暴政而亡的历史教训，唐太宗于贞观初年就与侍臣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唐太宗把民众看作国家存在的社会基础，将百姓生存状况视为君王朝廷安危兴衰的现实依凭；同时认为为君需有道，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正确把握了君与民之间依存关系。他深得先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的思想精髓，倡导“民为邦本，抚民以静”，秉持“政在养民”的治国安邦理念，推行一系列安民抚民政策，如面对突厥的军事威胁，采取避战求和政策，与突厥订立“便桥之盟”，不争一时之高下，唯以避免兵戎相见、生灵涂炭，求得百姓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最终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伟业。虽然中国历史上不乏衰乱动荡的社会局面，但最终能在以史为鉴、汲取教训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走向统一和繁荣，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强劲韧性与强大生命力。
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纵观历史上的升平之世，除了得益于践行“民惟邦本”的亲民重民思想理念与治国之策，还需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理念与国家政策。老子云：“大邦者下流。”（《道德经·第六十一章》）其倡导大国之风范，应如居于江河之下游那样拥有容纳天下百川之胸怀。先人们还倡导“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理念，强调不同文化交流融合，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在开放包容、博采众长中为文明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同时进一步强调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既阐明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文明特性，又揭示了开放包容与创新活力之间的内在关系。无论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还是当代实践，都表明这一文明特性所蕴含的文化智慧与真理光芒。其一，文明在开放包容中滋育茁壮。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社会氛围，促进了诸子百家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涌现出阐发治国与治世思想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产生了《论语》《庄子》等一大批体现中华文化重要价值理念和哲学智慧的旷世经典，为中国大一统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影响此后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其二，文明在开放包容中融合丰富。唐代在开疆拓土中成就了中华大一统的宏伟基业，更在兼纳并蓄异域文化的过程中，创造出辉煌鼎盛的文化气象。当时出现了融合少数民族舞蹈元素而风靡一时的胡旋舞，并创制出多种文化元素结合的文艺经典《霓裳羽衣舞》；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孕育出诗坛的群星闪耀、绘画的山水意境、书法的楷书高峰、音乐的乐舞奇观、宗教的流派纷呈，并在雕刻、建筑、园林等领域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巅峰之作。其三，文明在开放包容中创新发展。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伊始，因其道德伦理、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差异而产生冲突与碰撞。中国道德伦理讲求家国意识、忠孝观念，佛教则主张众生平等、超越世俗，人人均可成佛。但即便如此，佛教文化并未被排斥和扼杀，而是逐步实现了佛教文化的中国本土化，充分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创造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通过汲取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中国探索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方略，使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性在新时代焕发异彩。
生活美学，旨趣显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其深层文化根源而言，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与基因密码，并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活美学旨趣和生活方式上形成独特表征。邓小平同志以实现小康作为现代化目标诉求之一，便是基于中国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传统想象与表达。特定时代的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价值理念、文化习俗、理想追求和生活姿态的总体呈现，是这个民族全部历史与传统所规约和形成的只属于该民族的社会生活状态的整体表征。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外销的大量陶瓷、丝绸、漆器、墙纸等商品中呈现的绘画与图案，以独特的东方美学讲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故事。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富商大贾对来自中国的商品无不趋之若鹜，与其说是称羡东方古国的精美物品，不如说是向往拥有独特美学旨趣的中华文明，这导致“18世纪成了中国文化风靡欧洲的时代”。
生活美学是构成生活方式的重要元素与审美支撑，体现着生活的内在文化旨趣。中国古代社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美学。其一，注重将精神审美融入日常生活。这是中国人特别注重的一种生活方式。如《红楼梦》中题大观园诸景，贾政欲题“杏花村”，以暗合杜牧《清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意。中国古代社会在家庭住宅设计中，但凡有条件的多建有私家戏台，体现出对精神生活追求独特的实现形式。其二，追求诗意的人居美学理想。中国诗歌的山水传统与意境创设，不仅影响绘画主题、陶瓷设计，而且影响了园林建造、装饰设计。中国古代园林得以独步世界，得益于精神文化元素的大量植入——楹联、诗词、书法、雕刻等在园林空间融为一体，使园林的审美意趣占据着格外重要的位置。其三，秉持道器合一的造物理趣。古人对生活情趣的追求意识强烈、方式独特，从不满足日常器用的功能特性，想方设法在造物之中融入审美元素、精神旨趣，形成中国古代造物独异其趣的设计方式。其四，推崇风雅尚艺的社交趣味。中国绘画与游记有个重要而独特的主题是文人雅集，这是一种汇聚琴、棋、书、画、诗、酒、茶的充满浓厚文化氛围的社交活动在艺术中的反映，是其他民族文化中所没有的，在世界休闲交往史上独树一帜。这使得文人雅集题材亘古不衰、历久弥新，并产生一批文化经典。置身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郊野和园林，既是崇尚自然、追慕风雅的意趣表达，也是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行为表征，这在更深层、更潜隐的文化心理层面形成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生活方式。
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不仅存在于历代经典之中，也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中国古代各种典籍和诗文中的思想理念、文化旨趣，既内化为道德情操、儒雅人格，又濡染于行为举止、生活日常，呈现出中华文明的隽永魅力与深厚底蕴。精神文化典藏的宽博厚重赋予了精神旨趣以智慧灵性，凝定出生活旨趣的盎然生机。面对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充满生机活力和文化旨趣的中华古代文明，必然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的思想智慧。
现代文明：赓续文脉再谱新篇
中华文化精神旨趣是构成中华古代文明内在特征的基因密码，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深入探究中华文化智慧精华，不仅关涉中华民族的文脉能否延传弘扬，而且关涉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能否独立自主，更关涉中华文明能否亘古弥新地矗立于人类文明之林。从上述对中华文化旨趣的概要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华文明充盈的创新品质和生命活力，“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在现代化初期阶段，西方现代化理论话语长期处于言辞威势，形成单向传播，中国现代化进程曾一度以西方现代化想象为蓝本。但善于创新进取的当代中国人，既吸取西方文化先进理念，也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基因，不断实现对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双重超越，最终以自身的文化智慧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迈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坚实步伐。中华文化的话语、修辞系统与价值观的传承弘扬，使西方现代化的话语与修辞优势逐渐弱化，一个拥有独特现代化道路和独立话语体系的中华现代文明，正与世界共同进步，并共同分享新文明的发展成就。
“盖人之学古，当自其所处之境而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必须从当下现实出发，形成属于时代的美好生活想象，构建属于当今世界的文明形态。从学术理论层面考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涉及在世界现代化图景下，如何基于中华文明智慧形成当代中国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想象——既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神旨趣，又展现出当代中国对现代化创新实践之理论新质。
从政治意涵看，我们开创了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其中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之民本思想、天人合一、道器相融、和合理念等优秀基因，离开这些文化精髓，就不可能形成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政治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凝定，标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制度表征，因其实现了现代化的本土化而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文化旨趣看，中国式现代化所致力建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虽然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现代化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等多重因素，不断改变着世界现代化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走向。未来的现代化之旅，依然需要世界各国人民不懈努力、继续探索；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依然需要全球各民族携手维护、奋勉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如何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继续为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是我们在新时代要担负起的新的文化使命。
文明形态的外在形式与变革动力源自不同的生产方式，文明形态的内在形式与延传动力则取决于不同的文化旨趣。文化旨趣是文明形态的精神表征，内在地影响着文明的物质表征和制度形态。文化旨趣在政治伦理层面体现为治国理念，在心理情感层面体现为审美趣味，在人与自然层面体现为生态观念，在现实人生层面体现为生活姿态，而不同层面之间又有内在关联，共同形成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特征和文明形态，并影响和决定着该民族的未来发展走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在中华文化沃土中培植新时代的文明之花，这必然要根植于优秀文化传统进行现代性构建，即从文明内在结构的灵魂层面塑造文明的精神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从空间与精神维度看，可视为一种现代化的中国想象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文明想象，是世界现代化图景中以中华文化旨趣为智慧依托和人文构建的现代文明景象。
第一，推崇优雅精致的生活情调。中华民族的先民始终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并形成不以奢靡华贵为荣而以优雅精致为尚的生活情调与趣味。在文化大师陈寅恪眼里，宋代文化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代文人艺术高度发达，在文人趣味濡染下形成了风雅的时代趣尚，并渗透于生活诸多方面。优雅精致作为一种文明的精神形态“具有渗透性，它渗透于文明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人的文化创造与精神生产上”。崇古尚礼在宋代蔚然成风，品鉴古器雅物、游赏园林意境、领略郊野山水，成为日常生活与社交的重要内容。不同版本的《十八学士图》生动呈现了古代文人风雅的社交生活场景。而乘物游心的生活情趣，在焚香、点茶、挂画、插花的日常生活四艺中，在赏玩博古雅器、诗词唱和、抚琴听曲的风雅行为中，显露出宋人以及华夏子民追求雅致生活的文化旨趣。古代文玩与造物之精雅在点染生活意趣方面可谓独步世界，而这种意趣还有更丰富的内涵，即融入了吉祥文化意蕴，不消说渗透于建筑、服饰和日常器物之中的吉祥符号、吉祥造型，如喜鹊登梅、松鹤仙果、琴瑟和鸣、鸳鸯同栖等主题图饰；就是鲜为人知的智巧器具如七巧攒盘、倒流壶、浮水杯等也被赋予了吉祥寓意装饰，既显示出造物智慧与闲情雅致，也传达出祈福惜福的传统生活意趣，成为中华文明的特殊标识。中国古代虽然存在追求富丽堂皇、奢侈浮华的倾向，但清逸淡雅、简素悠然的文人趣味与生活情调始终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且传播甚广、泽被历代，甚至历史上诸多明君贤臣也都钟情和陶醉于文人艺术及其所构织的生活情调。
秉承这一传统文化旨趣，现代生活一方面可借助影视传媒和短视频、公众号等新媒体，阐释、解读、展示和表现传统文化中儒雅精致的生活美学取向；另一方面可在承袭中创造适宜现代人需要的生活场景，如非遗研学、品茗赏艺、跨界雅聚、智慧娱乐等涉及传统技艺、现代文化和前沿科技的生活内容与交流方式，创造出现代文明背景下日常生活的古风今韵与中国调性。
第二，崇尚生命体验的审美情趣。中华美学不仅具有清新雅逸、淡然本真的美学特征，而且拥有注重生命体验的美学趣尚。中国艺术审美格外推崇不受理性规约、礼制束缚的自我心性的畅达表现，不热衷于客观自然的精细描摹与再现，而钟情于以物传情、情景交融；不追求对事物的理性把握与驾驭，而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的韵致营构。以自然之意象，言生命之意趣，充分展现个体对自然生机与生命灵动的深刻体验，唯有生命自性的融入，才能体味到艺术的内在意趣，其中蕴含的“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的智慧渊源”，使得“唐代以来尤其是北宋时期……一种追求‘活泼泼’生命趣味的倾向渐成规模”。看似强调尊崇世界的本然状态，实则推崇与世界共一处、共成一天的境界；此一审美意趣，为的“是被遮蔽真性的恢复、生命创造力的苏醒”。传统艺术以天人合一、物我相融、万物一体为哲学根基，形成独特的美学意趣，强调艺术中的“真境”不在于人身体所处的具体空间、环境，而是“艺术家当下体验所创造的生命境界”，此时“景色”“风光”为幻，而真境为实；在艺术创造中还有一种非外在具体山水的“真境”，即“神境”，“它是艺术家生命体验中‘发现’的、超越视听所及的外在山水的真实宇宙”。这样的艺术世界已然不再是一种“本于自然，高于自然”的创造，即不是在艺术空间与自然空间相对的意义上去探究艺术如何模仿自然、凝练自然，而是一个在超越物我对境的关系中去显现艺术家真实生命的价值世界，是一个生命自性圆满、自在展张的意义世界。正是这种浸润着生命体验、蕴含着深刻哲思的艺术审美，酿造出充满生命气韵、虚静空灵的审美境界与情趣。
延传这一传统文化旨趣，在精神文化领域，借助数码艺术、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可在游戏、动画、电影、短视频中创造简远疏朗、淡泊超逸的艺术审美世界；在造物文化领域，结合传统非遗技艺、现代设计理念，可在建筑、家具、园林景观以及工业设计中创造大朴不雕、圆融中通的造物美学世界。尤其是在作为现代文明物质表征的造物领域，因其品物种类远胜于古代而在当代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应注重从传统工艺美术、造物智慧以及精神文化中拣择精华，构建能充分体现中华文化旨趣的现代造物体系。
第三，珍视亲情人伦的人际情味。重视亲情人伦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心理情感特征。“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诗经·小雅·蓼莪》）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游子吟》）表现了为人父母对子女的悉心抚育与关爱之情；“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表达了家庭成员之间对孝道的诉求；“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礼记·大传》）体现了敬重祖先的人伦思想；而由家庭内部兄友弟恭推而致国家天下，便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体现了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则抒写了对挚友的手足深情。这种浓厚的亲情观和人情味，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与精神旨趣。中国农耕文明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农业生产始终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单位，家庭作为血缘亲情的核心载体与纽带显得格外重要，积淀出深厚的家庭本位观念，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表征。由于家庭宗族与人际交往注重并形成重人伦情义的文化习俗，阖家团圆的春节、人伦情思的中秋节、尊老敬老的重阳节等应运而生，而传统建筑也因满足和维系亲情人伦需要形成了相应的空间布局，如四合院、客家围屋等围合式宅院，以适应家庭和家族成员的情感交流。温暖的家庭不仅是亲情人伦的载体与纽带，也是离家求学和在外谋生的游子的情感维系与精神港湾。亲情、友情以及乡情乡愁、家园意识，亦成为中国文艺作品的重要主题与文化符码。现代性开启之际的文化观念变革，也与“家”的瓦解、冲突与离弃密切相关，如巴金笔下《家》的传统礼教崩塌、鲁迅笔下对娜拉离家出走形成的社会问题的揭示等。及至改革开放，城市家庭人伦淡化和城镇化导致乡愁无处安放，返乡农民也难寻乡愁，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关注的独特问题域。
传承珍视亲情人伦的文化旨趣，现代化的城乡规划建设应从传统城镇空间布局和人居美学中发掘智慧灵泉，融合现代建筑设计与新材料运用，构建中国本土现代建筑话语体系。与此同时，在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以及现代住宅设计中，满足与适应密切亲情人伦交流的需要，塑造兼具传统美学意境和现代形式美感的城乡空间，形成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形态都充分体现中华文化旨趣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象。
结 语
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创造美好生活与和谐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21世纪中叶中国式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也是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一种价值追求。在政治层面，我国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这一目标诉求和价值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文化层面，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不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支撑。现代化是一个持续演进发展的过程，在现代文明构建中需要不断融入体现中华文化内在精神与特征的文化旨趣，不断传承运用中华文化独特智慧与思维方式，从而实现现代化从“他者”到“本我”的蜕变、从“外源性”到“内生性”的转换，使华夏文脉绵延不息、中华文明之光永续照耀。
〔责任编辑：廖先慧 苏媚媚〕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4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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